经济增长动能减缓 通胀压力引发加息争论

西方法治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传统的法律现代化理论和法律移植理论都没有正视这一史实。[⑦]相应于此，法律的规制重心也不再是物权领域有形的产权界定，也不再是债权领域固定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而涉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金融投资、服务业规则、产品标准等一系列更为虚拟与抽象的领域。

也因此，GATT的主导者只能是所谓发达国家的美国与欧共体，通过具有高准入门槛的互惠模式进行建构（将最惠国待遇原则纳入多边体系），而所谓不发达国家则被排除在外，国际贸易只在北方国家之间通过互惠模式展开有条件的承认过程。它预示着一系列历史条件与历史趋势的变化，既包括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崛起与分化，也包括福利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美国和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的再调整，更重要的是，它预示全球化力量正在突破原先基于层级分化的半全球化控制逻辑，建立在内/外、南/北、东/西这一系列等级区分之上的国际秩序不再能够有效控制全球尺度的流动性。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传统的商品货物与商品销售被逐渐边缘化，财产形态则愈益无形化、信息化和知识产权化。[⑥]如果说，GATT借助高关税/低关税的边界壁垒运作，WTO则通过涵括与排除的法律系统符码进行规制。[⑥] 参见Susan K. Sell， Industry Strategi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The Quest for TRIPS，and Post-TRIPS Strategies， 10/1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2， pp.79~108. [⑦] 可参见Gerald Brock， The seco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初期曾经希望通过国际大循环战略以市场换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决策层将持续面临以自由体制换市场空间的艰难战略抉择。  ——原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2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 [①] 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36/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 pp.379~415. [②] 从GATT的互惠模式到乌拉圭回合的总交易模式，详见[美]西尔维亚·奥斯特里：《世界贸易组织：压力下的体制》，丁开杰译，载[美]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主编：《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丁开杰等译，119~1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所以在诉讼法的几次修改中均否定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看来是需要反思的。

但是议会遴选委员会拒绝接受法官的辩护，声称法官只有在其司法职权范围内才能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关系到法院与媒体的关系，到底保持怎样的距离是合适的？有种观点认为法官向媒体的公开言论有时会促进公众对司法的认知，有好处。5、法官私下交流的慎言义务。此外也规定了法官的其他与言论有关的义务，如言论自由（著作讲学等）与保密、维护法官尊严的关系[30]。

在国外，法官言论引发争议的事案，要么不发生，要么就会是产生震动的事件。这就有可能因此悖论而产生以下三个困惑：其一，当司法权威机构要对法官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时，仍然不清楚限制的理由，那么这个机构就会无从入手或无法深入体察问题的症结。

80年代以来，法官最高委员会开始致力于通过其作出的决定，来勾勒法官职业道德的轮廓。法国宪法规定法官有谨慎执法的义务，要求法官在执法中要保持谨慎态度。如果在中级法院及以上法院的诉讼中，法官慎言义务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但是不是在基层法院的诉讼中，法官就无法做到慎言了呢？《大邑调解》一书中谈到，法官用恰当（如使用当地语言会让老百姓有亲近感）、规范的语言进行调解，还是有好效果的，基层民众的文化水平在提高，对于法律术语也较容易接受。然后在2002年11月25日至26日在海牙召开另一次相关会议，产生了关于法官伦理的《海牙准则》。

法官庭内慎言义务还应当包括法官有义务制止诉讼参加人的言语歧视。另外，《法官行为规范》第一条还规定……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基本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言行，也意味着法官在业外也不得发表不谨慎的政治言论。中国中国古代儒家的礼文化和古代士文化，倡导君子和士人要保持慎言的美德[31]，即要求人们言论表达上的谨慎、审慎、慎重、保守、持重、仔细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法官受贿或逛夜总会，是显而易见的违法乱纪错误，况且只是法官的个人行为，这种违法乱纪的错误只代表他个人，因此，民众舆论对此只会在吃惊与谴责之后一笑了之。

包括法官在从事司法外活动时，必须使之与司法义务发生冲突的风险最小化。此后法官不能对判决进行解释、辩护、评论，甚至不能澄清批评者觉得含糊其辞的疑点[56] 当法官或其判决受到无端的批评和指责时，法官也有必要忍受，保持沉默。

  孙笑侠，复旦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 出处:《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进入 孙笑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官 慎言义务 职业伦理 。如第83条在写作、授课过程中，应当避免对具体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不披露或者使用在工作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非公开信息，第84条在接受采访时，不发表有损司法公正的言论，不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不披露在工作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非公开信息。

当局发出纪律质询，以调查其指犯罪率与大量移民和福利制度有关联的评论是否过于政治化[5]。[68] 比如1996年6月，江西莲花一法院院长以刑事自诉状状告执业律师诽谤，诉请追究其刑事附带民事责任。[18] 比如加拿大《法官职业道德原则（1998年）》设定了司法独立、正直、勤勉、平等和公正五个伦理范畴，其中讲到司法独立时，第8条评述说道法官们会时不时地被要求充当咨询顾问……。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伦理是一成不变的。[5] 司法投诉处发言人表示，有关质询将研究伊恩的评论是否超越事件事实及过度被政治化。[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注释之[4]。

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５日，当时新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系统教育整顿工作会议上提出：逐步实现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74] 大卫G克拉克、厄尔R哈特奇森：《大众传媒和法律：自由与约束》，载怀效锋主编：《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所以，人们关注法官言论表达不亚于对法官行为的关注，法官对自己的言论约束比对自己行为的约束更难。所以法官慎言义务的设定，是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和司法公正。

[76] 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但依合理之预期，不足以影响裁判或程序公正，或本于职务上所必要之公开解说者，不在此限。

波斯纳法官本人也有回应Lubet的文章The Ethics of Judicial Commentary, Court Review 6,Summer2000. [4] 简海燕：《美国司法报道的法律限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参见[英]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但无论是在准备判决时，还是在回首往事时，他心中想到的是自己的收获而不是赞扬或批评、同意或责骂。[50]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United States Judges,Guide to Judicial Policy, Vol.2A,Ch.2,P2.类似的规定还有我国台湾地区《法官伦理规范》第17条规定法官对于系属中或即将系属之案件，不得公开发表可能影响裁判或程序公正之言论。

他引用裁决说不禁止法官作为一介国民对法律制定持有反对意见，不禁止在不让人怀疑法官独立性和中立、公正的场合下发表意见。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这番关于许霆案的评论引起媒体和公众的热议[10]。西方司法界所谓司法沉默（如澳大利亚）[39]、谨慎原则（如法国宪法）或司法克制（如美国司法极简主义Judicial minimalists）的司法态度和司法哲学，也正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法官的司法消极性态度。

[21] 参见怀效锋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第44-45页。法官不同意见书制度就因此而存在。

参见刘志军：《本案尚未开庭──全国首例法官起诉律师诽谤案调查手记》，载《中国律师》 1997年02期。那么未生效判决呢？ 对未生效的判决，法官是否可以评论呢？比如某法院原副院长2008年所评论的许霆案中，被告人许霆于2007年12月一审被判处无期，2008年2月22日，案件重审，3月31日，许霆才被判处5年徒刑。此外，还对法官为报纸杂志写稿或媒体访问、教学、新书的前言与书评、参加会议等，都指出要法官注意不干扰其司法职责。在公开或其他场合，法官亦不得作出对任何人的公平审讯或论据造成影响之评语。

因此仙台高等法院认为该候补法官的行为表现了用言外之意表明对相关法案的反对而又支持召集此集会团体的主张的目的，并且利用了法官的职务名声具有的影响力在很多人的集会上发言支持了上述主张，符合《法院法》第52条第1款中的‘积极地进行政治运动，对其给予警告处分。[24]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如果在法官职业素养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对公众的批评权给予过多的限制，是不合适的。2008年前后，十七大召开，全国人大换届，最高法院换届，与其同时，我国在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与社会（重大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具有集中爆发的特点）形势发生一系列急剧变化，政治与司法也面临严峻形势和转型任务。

2、法官通常只有在涉及向诉讼当事人行使释明权时，才有必要向诉讼当事人依法阐明法律的内容，但也必须避免对方当事人对法官的偏向的怀疑。然而法官却不同，法官职业共同体内部是因专业性和独立性而构成一个紧密的组织，法官个人的言论会被公众自然联想到整个职业共同体的观点。